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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體時代的中國政治傳播及其治理

作者:未知

  摘 要:在自媒體時代,政治傳播的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目標層面,導向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政治傳播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這要求中國政治傳播進行角色轉變:從政治傳播層面促進國家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通過提高多元行動者政治傳播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增強制度和治理對外界環境的適應性;通過政治傳播促進政府與公民、國家與社會的溝通與合作,使治理走向“善治”。在運行機制層面,伴隨著自媒體和新技術的發展和應用,需要從三個方面促進中國政治傳播運行機制的現代化:一是從政黨領導和職能方面促進政治傳播的制度化;二是政治傳播技術的現代化,其關鍵在于運用新媒體和新技術促進公共輿論的政策轉換;三是政治傳播的民主化,通過包容表達、鼓勵對話,借助新的媒體技術,促進單向和對流的政治傳播向雙向互動的政治溝通秩序轉變。在價值層面,中國政治傳播的現代化需要不斷推進“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種現代價值的實現,同時平衡和協調三者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自媒體時代;政治傳播;現代化;治理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20)05-0036-11
  作者簡介:于淑婧,中國傳媒大學政治傳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荊學民,中國傳媒大學政治傳播研究所所長,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北京 100024)
  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早在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繼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之后的第五個現代化,其基本內容是國家制度體系和執政方式的現代化,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重要理念。
  在自媒體時代,伴隨著新媒體的應用和普及,媒體與政治越來越相互依賴,二者的關系被學者們定義為“共生”,這促使政治傳播越來越嵌入到政治運作之中。在自媒體時代,普通民眾的“技術賦權”,使政治傳播的行動者不再僅僅限定于政治家和媒體機構,民眾也成為重要的政治傳播行動者。因而,原有限定于單一主體的政治傳播,突破時空限制,成為名副其實的政治系統的“神經”和“毛細血管”,深入到政治社會系統的各個角落。
  因而,在自媒體時代,治理與政治傳播的關系更加密切。政治傳播成為治理活動得以運行的基石,規范運行的政治傳播有助于從整體上驅動治理體系的優化。政治傳播本身的現代化無疑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者的現代化是后者得以實現的重要保障。所以,本文將結合中國政治傳播的經驗,從目標、機制和價值三個層面,探究自媒體時代中國政治傳播現代化的問題。
  一、導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目標
  麥克奈爾曾將政治傳播界定為“關于政治的有目的的傳播”,這指出了政治傳播達成政治目標的特性。政治傳播既是政治目標實現的手段,也是過程;反之,達成某種政治目標既是政治傳播活動的原因,也是結果。對于中國政治傳播來說,伴隨著中國所經歷的革命、建設、改革的政治歷程,其一直服務于中國的政治發展,以每個時期特定的政治戰略作為目標。如今,中國政治進入到改革的深水區,并逐漸走向治理,中國政治傳播近些年來也出現了從“宣傳導向”向“治理”的轉向。可見,中國政治傳播具有了新的戰略目標——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戰略從目標層面對中國政治傳播現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上文已經指出,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解釋了二者之間的關系,“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國家治理與國家制度的關系意味著,服務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政治傳播,其需要促進國家治理與國家制度之間的良性互動,一方面服務于更好地把我國國家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反過來更有效地服務于將國家治理效能用以印證制度優勢。這一目標意味著,政治傳播需要改變從革命年代遺傳的“宣傳者”或“控制者”角色的強大慣性,從新的邏輯出發塑造自身的角色,通過促進其自身角色的現代化,使其轉變為一種國家治理手段,并促進國家治理與國家制度的良性互動。這需要政治傳播從以下三個方面推進該目標。
  第一,通過政治傳播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促進國家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所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其“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化、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從學理上來說,我國的政治制度經歷了革命、建設、改革和治理的政治發展,逐漸建立起來,目前仍處于從尚未完全鞏固到逐漸鞏固的過渡階段。制度鞏固的國家與制度尚未鞏固的國家之間,在國家建設和國家建設使命上存在差別。前者的使命是提升和優化國家的能力,后者的使命是不斷鞏固國家的根本,即根本的制度體系。國家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是國家制度建構和鞏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意味著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服務對象和戰略導向的政治傳播,也需要實現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
  正如上文所說,政治傳播已經鑲嵌在中國的整個政治體制中,與中國的國家治理和治理體系也深深地融合在一起。政治傳播作為保障實現某種政治目標的機制,其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有利于政治的制度化和國家治理。從理念層面,中國政治傳播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要求政治傳播轉變過去過多依靠人際傳播、運動式治理的傳播、行政強制式的傳播、無規則非常態的傳播等導向“人治”的舊理念,轉向更多依賴大眾媒體和新媒體傳播、依法傳播、有秩序的傳播等導向“法治”的政治傳播理念。   第二,通過提高多元行動者政治傳播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增強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對外界環境的適應性。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從制度理論來看,研究制度的學者也非常關注制度的適應性問題,強調置于制度之中行動者的重要性。對此,讓·布隆代爾認為,“制度不會僅憑自身而發揮某項功能,其效力大小取決于行動者如何運用制度的內在特點”。這意味著中國的制度優勢和國家治理產生良性互動,不僅需要其通過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以保障制度依法有序運行,以及治理的依法有序,還需要在制度和治理的適應性方面有所提高。這對政治傳播來說,就是提高多元行動者政治傳播的自主性和能動性。正如上文所說,在自媒體時代,政治傳播已經形成了多元的行動者,中國政治傳播也處于更為復雜的內外部環境中。因而,在國家治理的過程中,中國政治傳播需要轉變原有由單一主體主導的政治傳播理念,積極發揮社會領域政治傳播行動者的自主性和能動性,主動吸納自媒體等新媒體帶來的政治傳播勢能,特別是自下而上政治傳播的正面功能,通過將政治參與深度融入治理的全過程,更有效地應對新環境下多方面的風險,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治理。
  第三,通過政治傳播促進政府與公民、國家與社會的溝通與合作,使治理走向“善治”。從詞語的涵義來看,“治理”有種種用法和意思,中西方的學者和官方語境存在理解上的差異。對此,研究治理理論的權威人物格里·斯托克指出,盡管如此,就理論來說,治理有一基本的相同之處:治理所指的是統治方式的一種新發展。治理的本質在于,其是多種統治過程和互相影響的行為體的互動帶來的結果。俞可平認為,治理的理想形態是“善治”,其本質特征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俞可平:《增量民主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7頁。。可見,不管是“治理”還是“善治”,從規范意義上,其都強調多元行動者的互動和合作。因而,對于中國政治傳播來說,服務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政治傳播,需要促進政府與公民、國家與社會的溝通與合作。這一方面需要積極建立二者對話、溝通的制度機制,另一方面還需要積極創造一種包容性的溝通協商環境。在自媒體時代,這意味著中國政治傳播需要注重發揮自媒體所創造的公共空間的作用,使其補充原有公共空間的不足,同時進一步促進開放、平等、包容的社會公共環境的形成,使國家與社會多元主體能夠自由對話、權衡博弈,不同性質的政治信息經由大眾傳媒以及各種新媒介,能夠在政黨團體之間、國家社會之間以及社會成員內部實現通暢流動、理性對話、平等協商、充分論證,最終在溝通共識、對話合作中推進國家治理。
  二、政治傳播運行機制的現代化
  中國政治傳播的現代化,意味著政治傳播不僅服務于國家制度與國家治理的良性互動,還需要有利于國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說,嵌入到國家治理之中的政治傳播,需要從過程層面有利于國家治理。從“權力”維度來看,中國政治傳播的現代化,將使政治傳播從過去較為重視“權力的獲得”,轉變為不再僅僅從“授權”方面作出政治宣傳式的論證和維護,而是更加注重“權力的應用”以及“應用的效果”(施權)。中國政治傳播將更進一步成為保障國家治理有序運行并使之走向現代化的手段和機制。這意味著在機制層面,從過去以政治宣傳為基礎、軸心和邊界的政治傳播模式荊學民、趙潔:《特質與效能:中國政黨政治基礎上的政治傳播析論》,《學術界》2019年第12期。中,發生“跳出類型的變革”,通過運行機制的現代化,推動中國政治傳播走向新的秩序。近些年來,伴隨著新媒體和新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中國政治傳播從三個方面體現出運行機制的現代化。
  (一)政治傳播的制度化
  政治傳播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是政治傳播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其中,政治傳播的制度化是規范化和程序化的基礎和依據。亨廷頓曾發現,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新興民主國家,并沒有因為政治轉型而實現經濟增長與政治穩定;相反,在那些制度化程度低的社會里,脆弱的制度無法滿足人們的參與需求,致使人們在選舉之外尋求政治表達,暴力與革命是常見的方式。制度化的政治傳播有利于在穩定和有序中推進中國的國家治理和政治發展。亨廷頓進一步將制度化寬泛地界定為“組織和程序獲得價值觀與穩定性的一種進程”,并指出,制度具有適應性、復雜性、自主性、內部協調性四種特征。這意味著政治傳播的制度化需要形成一套鞏固的、完善的、自主的政治傳播制度體系。在這套制度體系塑造的空間中,政治傳播的多元行動者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展開策略性行動,從而形成國家治理的有序狀態。
  具體來看,中國政治傳播的制度化主要包括兩點:
  一是政黨領導政治傳播的制度化。在中國的“黨政體制”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傳播中是核心能動者和主導行動者,其在中國政治體制中具有強大“自主性”。從比較視野來看,楊光斌認為,與制度理論中主流社會科學所流行的“國家中心主義”和“社會中心主義”不同,中國政治制度是“政黨中心主義”。政黨在國家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發揮核心作用,整個國家治理體系以政黨為中軸而構建,整個國家治理過程由政黨主導而展開。因而,中國政治傳播體現出鮮明的政黨領導色彩。
  從中國政黨政治的發展和布局來看,中國正在有意識地將執政黨的領導進一步制度化。這也促使政黨對中國政治傳播的領導邁向制度化。2019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指出,“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健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這從橫向的“全面領導”和縱向的“集中領導”規范了黨的領導制度。政黨領導制度化的本質意義在于,“使政黨對國家與社會的領導不是通過組織關系來實現,而是通過制度化的機制與程序展開,成為一種有監督、有邊界的政治運作過程”。這意味著中國政治傳播的主導行動者越來越強調其自身行為的合法性和合規則性,也即將政治傳播活動中的政黨意志轉化為制度和法律規范內的行為。這使中國政治傳播不再僅僅是政治宣傳中那種對主導行動者政治意志和政治理想的強制推展,而是成為按照規則從事政治傳播的治理行為。   二政治傳播職能的制度化。中國政治傳播的職能主要分為“內容輸出”和“信息管理”兩部分,中國政治傳播運行機制現代化的關鍵在于這兩項職能的法制化。實際上,近些年來,中國推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嘗試規范政治傳播的內容輸出和信息管理,這促進了中國政治傳播職能的制度化。從內容輸出來看,2019年中央出臺了《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條例》,這顯示了中國政治傳播中宣傳工作的制度化趨勢。該條例被認為是宣傳領域的主干性、基礎性黨內法規,以剛性的法規制度為全黨開展宣傳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導和支撐,標志著宣傳工作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建設邁上新的臺階,這從宣傳層面規范著中國政治傳播的內容輸出職責。對于信息管理,以互聯網信息管理為例,近些年來,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法律(如《網絡安全法》)、行政法規(如《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部門規章(如《互聯網域名管理辦法》)、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如《互聯網用戶公眾賬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政策文件(如《關于加強國家網絡安全標準化工作的若干意見》)等相繼頒發。這些舉措正在力圖使互聯網信息的管理工作有更為明確的法律法規依據,也是中國政治傳播職能制度化的重要體現。
  中國政治傳播的制度化構成了政治傳播秩序運行的依據,規范著政治傳播各個具體行動者的行為。好的制度是硬性的,對現實有規約作用,但制度又不是僵化的,還要給執行者在現實操作中留出調整的空間和彈性。同時,制度也不是憑空而造的,而是有著制度的路徑依賴。在這個層面上,中國政治傳播的制度化并不是對原有制度推倒重來,而是在大的架構保持穩定的前提下,增強修補和適應能力,增加其制度化的水平和程度。此外,制度化的關鍵不僅僅在于相關制度的確立,還在于制度需要內含“法治”精神。自中共十五大以來,“依法治國”逐漸成為中國政治發展中最基本的價值標準和理論依據,政治傳播的制度化如何在國家治理過程中與這一理念相匹配,將是中國政治傳播現代化在制度化這個層面進一步深化和加強的維度。
  (二)政治傳播技術的現代化
  白魯恂曾指出,發展中國家的“傳播現代化”一般表現在傳播技術的現代化上,中國政治傳播亦是如此。在自媒體時代,新技術的運用及專業技術人員和機構是中國政治傳播吸納的重要對象。這種技術吸納重構了政治傳播的運行過程,通過促進政治傳播過程的技術化和專業化,推進中國政治傳播的現代化。
  首先,中國政治傳播對現代技術的應用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服務于政府治理的網絡輿情監測,技術的應用使網絡輿情工作體現出數據化和智能化。相關的實證研究指出,各種各樣的輿情監測系統被廣泛應用于對網絡空間政治信息的收集、分析和研判。新技術的應用實現了中國政治傳播主導行動者對網絡政治信息監測的全網、跨境、及時與自動,輿情監測成為包括輿情采集、分析、預警、統計、引導和管理在內的一個綜合體。二是政務服務。有研究指出,“2017年以來,我國政務服務線上化速度明顯加快,政務服務向智能化、精細化發展并向縣域下沉。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與政務服務不斷融合,服務持續走向智能化、精準化和科學化,重構著政務服務體驗”。
  其次,中國政治傳播技術的現代化還體現在通過政治傳播的專業化促進對技術的回應。不管是網絡輿情工作還是政務服務,技術的應用需要依賴于專業人員和機構,這種需求推動了輿情監測、收集、分析等業務的產業化。互聯網時代,一方面,新技術的發展及政治信息表達模式的變化,促使政府或政黨允許或運用第三方專業技術或機構介入到數據化、智能化的政治信息收集和綜合過程中。另一方面,中國行政官僚系統的特殊性也需要政治傳播的專業化作為補充。對于中國政府來說,在與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相關的信息方面,不同級別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這源于下層官員是由行政層級中較高級別任命的,較低級別考慮到政績和升職壓力,因而具有較高的動力少報可能指向當地問題的統計數據。在這樣一個信息稀缺的環境中,與其他環境相比,上級政府掌握網絡信息和在線討論的能力變得更為重要。因而,通過積極推進政治傳播對專業技術人員的吸納,進而掌握網絡輿情動態,有利于緩解政治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決策失誤,同時,也有利于通過輿論監督降低政策在執行層面發生變異的可能。可以說,網絡信息收集分析的新技術和輿情工作的專業化是中國國家治理和政治穩定的重要基礎。
  實際上,近些年來,中國對網絡上政治信息進行收集、分析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對專業技術系統、專業人員和專業機構的依賴,這主要體現在對輿情的關注上。有研究指出,目前在中國政治傳播中,介入到輿情工作的機構主要包括四種類別:軟件公司、黨組織、政府部門和大學。一方面,采用新技術的商業輿情監測機構,已經紛紛推出政府輿情監測方案,通過政府購買、提供智庫服務的方式,被政府納入到制度化的輿情工作之中。另一方面,官方背景的輿情監測機構也積極開發新的技術系統、吸納和培養專業人員。此外,社交媒體也通過與數據公司合作的方式,加入到政務輿情監測之中。
  最后,政治傳播技術的現代化還需進一步促進公共輿論的政策轉換。在線輿情監測、分析的技術化與專業化,是中國政治傳播現代化的體現,這一舉措一方面改變著政治傳播運行的某些過程,但同時值得注意是,其并沒有改變中國原有的以政治宣傳為軸心的政治傳播運行模式,原有政治傳播中的行政邏輯、維穩邏輯、管制邏輯和動員邏輯依然十分強勢。正如相關實證研究指出的,技術正在使中國的輿情工作、社會治理和宣傳過程日益融合,其導致的是宣傳的“升級”和“復興”。顯然,這種政治傳播技術的現代化,距離導向國家治理現代化還有很遠的距離。后者要求政治傳播技術的現代化至少需要在兩個方面予以進一步轉向:一是將輿情理念轉變為輿論理念。在中國語境中,輿情在狹義上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空間內,圍繞中介性社會事項的發生、發展和變化,作為輿情主體的民眾對國家管理者產生和持有的社會政治態度。顯然,輿情所重視的“態度”和公共輿論理論所關注的“意見”具有很大的差異,中國政治傳播需要借助技術的現代化,在關注輿情“態度”的同時,進一步關注公共輿論的“意見”。二是在此基礎上,促進公共輿論的政策轉化。這意味著通過推動中國政治傳播技術的現代化,助力各級政府將民意納入到政策和決策之中,幫助政府得到科學的信息和信號,作出科學決策,進而提高決策過程的開放性,促進國家治理的民主化。   (三)傳播模式的雙向溝通
  民主是現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政治傳播的民主化是政治傳播現代化不可忽視的維度。政治傳播的民主化本質上就是形成基于民主的政治傳播,通過包容表達、鼓勵對話,促進單向和對流的政治傳播向雙向互動的政治溝通秩序轉變。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形成“有表達的”政治傳播。政治學家薩托利曾指出,表達“不僅僅意味著信息的傳輸”,因為那種通過民意調查或者輿情收集來進行的政治傳播,僅僅是讓當局了解民情,而沒有注意到表達所內在的權力流動,民意測驗或者輿情收集剝奪了公眾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正如賈斯汀·劉易斯批評的,“公眾并沒有表達自己,而是服從由測量、評估和精確的科學程序所決定的理性秩序”,通過將許多無法衡量的方面轉化為數字表示形式,這些答案對象征性政治的貢獻要大于理性決策轉引自。因而,薩托利主張將具有“表達的”交流從不具有表達的交流中區分開來。政治傳播的民主化顯然要求中國政治傳播是“有表達的”。這意味著中國政治傳播需要鼓勵或保障,至少不扼制來自公民、媒體和政府/政黨的表達和參與。從理想狀態來看,對于公民來說,就是要保障公民的表達權、監督權、參與權;對于媒體來說,就是要賦予媒體以一定的自主權;對于政府/政黨來說,就是要公開透明。
  從中國的政治傳播經驗事實來看,隨著自媒體的發展,中國民眾獲得了技術賦權,得以更加便利地表達個人的政治觀點,這使中國政治傳播在技術層面體現出“表達”的交流。然而,從制度層面來說,中國制度化的利益和訴求表達方式仍屬于“內輸入”模式。政治傳播的現代化需要改變這一模式。對于中國政治傳播來說,就是要將其升級為制度上有保障的“表達的”交流,通過將“表達”制度化和合法化,促進政治參與的組織化和規范化。這是關乎中國政治穩定和政治秩序的重要方面亨廷頓的政治秩序穩定性公式(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穩定)表明,當政治參與的速度超過政治制度化的水平時,政治將面臨秩序危機和不穩定。。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一方面像上文所說的,保障來自公民、媒體和政府/政黨的表達和參與;另一方面則需要建立相關機制,使運用先進的技術收集和分析離散型公共輿論常態化、規范化。
  二是促進政治對話。近些年來,民主價值本身蘊含的對話協商理念越來越受到強調和重視。比如,哈貝馬斯借用語用學的理論,強調了“平面上的溝通與交往”的重要性,他區分了“以言施事”與“一言取效”的差別,否定了那種依靠威脅、強制力取得效果的“工具性、策略性”言語行為,強調“商談(協商)過程免于脅迫、阻撓和不公正的規范”,進而主張和證成建立在獨立、說服、理解基礎之上的“交往行為”。“對話”正是這種協商民主理念對政治傳播在“表達”基礎上更進一步的規范和要求。因為“表達的”政治傳播往往造成意見的多元,價值的難以“通約性”也往往使民意四分五裂,使共識難以達成。對話就是要在這些相互沖突的意見、利益之間尋求平衡,在真實信息的基礎上作出具有相對公共性的決策。對話還可以創造一種動態的、平等的讓步倫理,使公民政治溝通的結果即使無法達成共識和某種政策,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實現某種相互理解和“共情”。
  從中國政治傳播來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個方向的傳播,在自媒體時代無疑均得到了加強和拓展,來自不同政治傳播行動者的政治信息呈現對流態勢,在此過程中,互動與交流也更加頻繁。在這個過程中,自下而上的政治傳播得益于自媒體的運用以及由此產生的輿論動力和勢能,可以輸入進政治系統,并增大了參與到政治政策的制定、政治目標的確立、政治資源的分配過程中的可能性。自上而下的政治傳播也在不斷升級,越來越具有參與性、貫穿力和影響力。一來自上而下的政治傳播越來越需要注重來自社會領域的政治信息,其傳播內容需要對其進行吸納;二來還需要對其作出引導、回應,同時主動通過升級傳播手段、吸納現代技術,促進主流政治信息的輸出。這樣的信息流動與未進入自媒體時代相比,顯然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在加速,也更為頻繁,而這在過去是完全不可行的。
  然而,信息的加速流動要求政治傳播能夠實現更為廣泛的交流和對話,但目前,中國政治傳播還存在一些結構性的困境,對此產生了很大的阻礙。一方面,中國政治傳播雙向互動背后的決定力量并不是相等的,政治傳播單方面主導權的強勢阻礙著政府與公民、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對話和溝通;另一方面,政治傳播各行動者之間的對流和互動還缺乏制度化、常態化、規范化的交流機制,這也使得目前政治傳播的互動并不能總是導向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對話與合作。這些均導致自媒體時代中國雙向互動的傳播模式離溝通交流和對話協商還有很大的距離。
  因而,中國政治傳播的現代化仍然需要從民主化維度予以推進。在自媒體時代,這要求其在吸收新媒體技術帶來的民主潛能、推進制度層面民主化的雙重邏輯下進行。一方面,汲取新媒體對表達和對話的促進功能;另一方面,通過政治傳播與中國民主理念和實踐的銜接和協同,促進政治傳播溝通對話的制度化,實現單向和對流的政治傳播向雙向互動的政治溝通秩序轉變。
  三、現代價值的平衡: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
  在現代化政治情境下,導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政治傳播不僅需要滿足工具有效性,還需要滿足價值合理性。對于中國的政治現代化來說,“穩中求進”是中國政治發展的首要邏輯。因而,政治秩序是中國政治傳播運行的應有之義。這要求中國政治傳播的現代化,需要在關乎政治秩序的三種現代價值——“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之間,實現對三者的協調和平衡。
  一方面,現代政治是民主政治,民主在原則、價值和信念層面幾乎獲得了一致的同意和贊許。另一方面,現代政治還建立在法治之上。不管是經驗現實還是理論邏輯,民主與法治都是緊密相關的。“為維護卓有成效的政府,法治和負責制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現代政治還要求權力的運用從“專斷性權力”轉變為“基礎性權力”。所謂基礎性權力,是指“國家能實際穿透市民社會,并依靠后勤支持在其統治的疆域內實施政治決策的能力”;與之相對,專斷性權力是指“國家精英所享有的、不必與市民社會團體進行日常的制度化磋商的行動范圍”。對于國家來說,“專斷性權力”是一種“國家權力”,“基礎性權力”則是一種“國家能力”。   從秩序的角度來看,在價值層面,現代政治秩序要求“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者之間實現平衡和協調。福山曾指出,現代政治秩序的關鍵在于將三大組件——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也就是民主)結合在穩定的平衡中。然而,現代化不會自動帶來三者之間的平衡,也即不會自動帶來秩序。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貧窮的傳統社會和已經現代化的社會都是穩定的,不穩定的恰是那些正在進行現代化的社會,因為現代化的不同組件未能以協調的方式向前推進”。
  對于中國政治秩序和政治現代化,針對“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者之間的平衡,福山認為,歷史上的中國只擁有強大的國家,而沒有法治和負責制(也就是民主,即使存在責任,其責任只是道德上的),因而,“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中國政治的中心問題不是如何集中和部署國家權力,而是如何以法律和民主負責制來予以限制”。還有研究指出,擁有強大的國家權力和強政權,國家能力并不會自然得到提高,強大的政權反過來可能導致國家本身能力的弱化。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強弱觀是“強政權-弱國家”,這種觀念目前來看仍然具有慣性和實踐指引性。政治現代化需要提高的是“國家能力”,而不是“國家權力”。
  對于中國政治傳播來說,政治秩序和政治現代化所面臨的上述問題在政治傳播層面均有反映。這些問題使得中國政治傳播的現代化,不僅面臨著如何在政治傳播中推進“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各個價值的實現,還面臨著平衡和協調三者之間關系的困境。
  首先,在自媒體時代,中國政治傳播秩序正在從橫向和縱向雙向維度,加強執政黨對政治傳播的領導和管理,也在使用新的技術和傳播方式,增強對自媒體時代帶來的沖擊和挑戰的應對能力,還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戰略目標。這些舉措無疑都導向增大和增強“國家”這一維度的能力或權力。但同時,如何在實際過程中使政治傳播的調整最終導向提高“國家能力”和“基礎性權力”,而不是增大國家的“專斷性權力”,進而從政治傳播方向推進中國政治現代化,這是政治傳播現代化需要警惕的陷阱。
  其次,正如上文所說,自媒體時代,中國已經頒布了各種各樣的行政法規或規章制度,用于規范政治傳播行動者的行為,這是中國政治傳播制度化和法制化的體現,也是法治精神的一種體現。然而,制度化、法制化和規范化顯然與“法治”這一現代價值有很大區別。因而,中國政治傳播現代化在法治這一價值的實現上仍然有待繼續。
  最后,從“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者之間的協調來看,如果將三者置于天平上,對于中國政治而言,國家一直處于勢能高位,法治一端隨著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發展正在慢慢升起,民主則處于相對低位,還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中國政治在三者之間的高低關系,對中國政治傳播實現三者之間的平衡有著較大的影響和制約。三者相較而言,如何更好地促進民主價值的實現,仍然是政治傳播的短板。
  盡管在自媒體時代,中國政治傳播的一些轉變,比如傳播技術對政治表達的促進、對輿情的關注等,均體現了廣義層面的民主價值,但按照西方關于自由民主的定義,學者們往往認為,包括自媒體在內的互聯網的作用以及中國的政治改革,本質是一種自由化,而不是民主化。比如,鄭永年認為,互聯網僅僅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政治自由化”,其“推動了政治開放性、增加了政治透明度和產生了政治責任制”。在亨廷頓看來,自由化沒有通過自由的競爭性選舉來選擇政府領導人,其只是一種局部開放,而自由化可導致也可不導致全面的民主化。也有學者更明確地指出,中國政治傳播盡管有自由化的傾向,但中國似乎距離將自由化轉變為民主化還有數十年的時間,這一過程的標志是公民社會的成熟、新聞界的蓬勃發展和穩定的政治制度。
  從中國情境來看,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同時又是一個年輕的現代國家;中國是一個正全面融入全球體系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力圖創造自己獨特制度與價值的國家。一方面,盡管西方學者的研究無法十分客觀地認知和解釋中國,然而,民主無疑是中國力圖創造自己獨特制度與價值時不可忽視的方面。另一方面,民主概念的復雜性及中國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使得中國政治傳播現代化所基于的民主價值,不能夠完全脫離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特別是自媒體時代,中國政治、政治傳播及其內涵價值被置于全球比較之中,民主作為現代政治的重要價值,顯然相較于國家能力和法治,中國的民主問題在很多層面上更具爭議、更難達成共識,處于更加需要解釋和推進的階段。因而,民主是中國政治傳播現代化不容忽視、未來需要有意識予以加強的方面。
  綜上所述,中國政治傳播的現代化將是一個異常艱巨的任務,其不僅僅是更新政治傳播的技術、方式和方法的問題,在更深層面,其涉及到中國政治傳播所基于的價值規范與現代價值體系相互契合的問題。如何通過更好地嵌入和助力中國國家治理,促進政治傳播的制度化、技術的現代化和民主化,進而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戰略方位相匹配和相協同,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總體來說,自媒體時代中國政治傳播現代化是中國政治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方面。研究這一問題,有利于從政治傳播方向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形成促進中國政治文明發展和進步的跳板。本文主要從目標、機制和價值三個方面考察了該問題,未來需要更多的研究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增加對這一問題的觀照。
  (責任編輯:彤 弓)
  Chine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Its Governance in the We Media Age
  Yu Shujing Jing Xuemin
  Abstract: In the We Media age, the moderniz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t the goal level,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s the strategic goal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which requires changes in the role of Chin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procedural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from the level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of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by improving the autonomy and initiative of multi-act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romot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rough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which makes governance move towards “good governance”. At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level,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We Media and new technologies,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perating mechanism needs to be promot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to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and its functions; the second is moderniz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key of it is to use new media and new technologies to promote the policy conversion of public opinion; the third is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which is to promote one-way and convectiv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o shift to two-way interactiv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rder through opening expression and encouraging dialogue and using the new media technology. At the level of valu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eeds to continuously advance the realization of three modern values of “national capacity”,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while simultaneously balanc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Keywords: We Media Ag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odernization;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20-02-18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自媒體時代中國政治傳播新秩序及轉型研究”(項目編號:17AXW010)、中國傳媒大學“雙一流”新時代交叉學科研究團隊支持項目“全球視野下的比較政治傳播研究”(項目編號:CUC1SJC06)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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