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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價值觀和風險的可接受性

作者:未知

  摘 要:無論是追求避免社會風險,還是追求絕對安全,都是不符合現實的虛幻想法,而真正的審慎態度則是對風險進行深度理解,去辨析多元文化價值觀對風險接受度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將社會風險過濾為可接受的。從受眾角度來理解風險的可塑性及受眾的風險接受能力,就要辨別和區分影響風險接受度的文化價值觀類型。針對社會風險,民眾往往呈現出四種價值觀類型:“等級主義”、“平等主義”、“個體主義”和“宿命論”。調和不同文化價值觀的風險化解機制,可以分為“風險補償機制”、“風險平衡機制”、“風險敘述機制”和“風險意義機制”。在現代社會,多種新舊風險交織頻發,因此須有相應精準的風險化解機制,只有因風險具有可接受性才能最終將其化解,從而維持社會的長治久安。
  關鍵詞:風險的可接受性;多元文化價值觀;風險化解機制
  中圖分類號:C9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20)05-0082-10
  作者簡介:薛亞利,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上海 200020)
  中國社會處于快速轉型期,國內外的形勢復雜多變,由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引發的大小風險,實乃社會進程的正常表現。目前,世界范圍內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提醒我們,在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都必須時刻準備應對包括傳染病等威脅在內的各類新風險。然而,無論是追求避免社會風險,還是追求絕對安全,都是不符合現實的虛幻想法,審慎的科學態度則是對風險進行細致、精準的干預,在獲悉社會受眾多元文化價值觀所形成的風險認知偏好的基礎上,提出與其相匹配的風險化解機制,從而讓社會風險成為可接受的①。只有這樣,才能將風險導入被接受的科學管理之道,從而真正去化解風險。
  一、可接受的風險
  貝克提出社會風險概念,但他對風險性質的界定過于簡約,由此引發此后學者對風險特性的多種爭議,其中,風險的主客二元性是爭議核心。風險具有主客觀二元性,既是一種客觀存在,也能被主觀建構,蘊含著風險的可塑性,這也決定了風險具有可被接受的內在潛力。如一個常見的衛生習慣——戴口罩,在全球疫情危機的特殊情境中,卻能折射出文化差異,我們也能看出此種習慣如何被危機影響。3月11日,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在日內瓦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已構成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六天之后全球至少30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并推出封城令等最嚴舉措,與國家層面的整體抗疫方案相比,個體行動層面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即與中國當前普遍的口罩遮面相比,歐美國家這種現象并不常見。
  疫情之初,旅居歐美的健康華人佩戴口罩會心存顧慮,擔心會被當地人誤解而受到攻擊,歐美本國人中那些有意愿佩戴者也會迫于心理壓力而放棄,為何戴口罩會有復雜的心理糾結?實乃文化價值使然。一直以來,歐美國家如英美法德等,健康人士外出不會佩戴口罩,他們認為佩戴者應是病患,屬于積極的自律行為,用于防止自帶病菌向他人擴散;亞洲尤其東南亞地區民眾則認為健康者也可以佩戴口罩,這屬于消極的防御行為,用于預防他人或外界所攜帶病菌的入侵,流感季節健康人士外出也經常佩戴口罩。不過,隨著疫情形勢嚴峻,伴隨著其它衛生習慣的日益增多,如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離等,人們對戴口罩的接受度在提高,正是疫情大敵當前導致戴口罩習慣出現了適應性調整。
  一個簡單的戴口罩舉動,在風險之中顯現了文化價值觀差異及其與風險之間的型塑作用。危機之前,人們對戴口罩的習慣已有特定接受度,戴口罩行為有文化內涵和價值傾向作支撐,它在尚不構成危機威脅的普通疾病如常規流感中頑固保持著,當這一行動從日常行動自動延伸至大型風險中時,它作為一種文化型塑的行動模式及其特殊性才暴露出來,且以改變接受度的方式打開了這種文化習慣的缺口,在危機中文化展現出可被建構的靈活性。正如在中國大陸,幾乎全民蒙面、集體戴口罩,這是前所未有之現象。然而,對此改變也不能太過樂觀,危機過后各種文化習慣的恢復也實屬常見,畢竟,文化價值觀具有相對的穩定性。
  盡管不能斷言風險絕對能改變文化,但風險的確能達到影響文化價值觀的程度。在此次舉國抗疫中,社會對包括戴口罩在內的各種衛生習慣都有較高的接受度,這乃是危機疫情的特定影響力所致。疫情確實讓一些觀念發生轉變,如病患故意隱瞞活動軌跡是一種公然的違法行為,大庭廣眾之下不作掩護打噴嚏已是超過粗俗無禮的威脅他人健康的行為,在飲食中我們開始理性拒絕野味等。這些觀念既盛行于國際化大都市也流行于窮鄉僻壤,大型風險以其震懾人心的慘重結果——大規模病毒感染和死亡的在世經驗,改變著文化。以理性拒絕野味為例,盡管目前對病毒的追根溯源尚多有爭議,但既往傳染疫情危機肇始于人類貪戀野味之先例,已迫使我們正視野生動物交易的殘酷和危害,一場前所未有之全球危機向世人昭示:在生命價值上輕視和掠食野生動物,我們會自食苦果和付出代價,這種現世明證比任何抽象說教都清晰和深刻,它重塑了人類應善待野生動物的生命價值觀念,這是風險危機中主觀價值觀念的深層變化,即使它的變化潛藏于公眾內心而不易被覺察。
  1.被忽視的主觀性風險
  一直以來,客觀風險因其具有外在表征易于辨識、相對易于操作因而多被研究,如生態污染或交通事故,污染指標或死亡人數成為風險預判或認定的主要指標,但主觀風險卻因表征不明不易操作而少被研究,如“風險意識本身成為一種風險”中的意識則讓人難以準確認知。這種關于風險的二元認知容易導致風險研究上的對立和誤識:一方面,將風險的客觀性等同為客觀經驗類風險從而認為其與主觀意識無關;另一方面,將風險的主觀性視為不可研究的范圍而將其排斥在研究之外。其實,風險的主客觀二元性如同硬幣兩面,它強調風險兩種特性的兼具,從對風險管理角度來看,對風險客觀方面的過多關注容易導致對風險主觀方面的無意疏忽。
  目前,在對全球抗疫的國際差異關注中,討論多集中在具體國情、決策科學性與資源匹配能力等客觀方面,對國民心理及文化價值的討論只是附帶提及。作為抗疫的第一梯隊國家,中國盡管危機一度嚴重,但最終控制疫情取得階段性成果,我國抗疫方案的先行先試和有效可控,也讓我們對病患進行區域封鎖(如武漢封城)和分類隔離(包括確診患者、疑似患者、無法排除感染可能的發熱患者和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的做法成為了國際上的參照經驗。如西歐最先爆發的國家意大利,就參照了中國經驗封鎖疫情爆發城市米蘭,意大利外長公開表態要學習中國抗疫成功經驗。然而,有些國家也采用了與中國迥然不同的方案,典型如英國。英國政府在抗疫上的低度作為被專業人士評為“近乎無情的理性”,因為英國早期的主導方案是基于“群體免疫”規則的拖延之法,他們所提出四步走的計劃,即“控制(containment)、延遲(delay)、研究(research)和緩和(mitigate)” ,明確包含了拖延階段。英國方案因其過于出奇,自提出就備受關注和爭議,學界對這種國際差異的眾多討論中多關注到國情差異,尤其關注政治體制及醫療資源調配能力的差異,中國的體制無疑是集中隔離抗疫的優勢條件,該條件在歐美國家多不具備,致使中國方案難以被照搬。然而,即使體制相似,中國方案依然難以在國外復制,乃是因為各國抗疫方案背后都有著對國民主導心態及價值觀的預設。因此可見,風險干預的國際化差異,不僅是政治制度的差異體現,也是社會文化和價值觀的差異體現。   2.過程中的主觀風險
  事實上,論及風險,那些客觀性突出的風險,無論是天災式的地震海嘯,還是人禍式的誤判失策,盡管以其外在經驗被人辨識,但在風險的演化過程中會交織著或在后期浮現它主觀性的一面。
  一般而言,在風險危機中都會誕生一些可供記憶的象征符號,這些符號以其簡潔有力擔當著對風險情形認知和理解的特殊作用。在中國抗疫行動中,身著白色防護服的醫務人員形象出現在抗擊疫情的各種宣傳中,它們是解讀疫情形勢的核心符號語言。如近期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的一張醫生自拍照,與我們尋常所見醫生形象不同,這張照片上醫生的面龐被口罩勒出深深印痕,這兩道血色深痕格外醒目,正是這張面部特寫照,讓我們得知醫務工作者工作強度已經大大超出平常。作為特殊的表達符號,這張照片既透露了客觀抗疫情形的緊張忙碌,也傳遞出個體情感上的堅忍艱辛。面對前所未有之突發危機,抗疫作為一種集體努力還通過各種故事來傳遞認知,疫情的突如其來導致人們對死亡驟降的防不勝防,經歷者遭受打擊的痛徹心扉,在每一個故事敘述中傳遞給眾多不在場的讀者:一個女兒講述去世母親的紀念遺物是留有提醒文字的一些食品,在令人恐懼的疫情危機中透出親人間相互關愛的氣氛;一個男孩在家守著染病而亡的爺爺,靠啃餅干而得以生存下來,他那清亮無辜還帶著幾絲害怕的眼神;一個腦癱兒因父母隔離而被餓死家中,其平躺臥床的離世模樣顯示出無奈、無助。這些故事傳遞的主觀感受,如氣氛、眼神和態度等,作為主觀性的體驗,并不僅僅是傳遞有關疫情的客觀信息,也是促進干預危機的有效力量,它們以其觸動人心和情感共鳴的溝通作用,推動著疫情關注范圍的擴大,豐富著我們對疫情的認識,讓我們對疫情的碎片化認知逐步整合,如疫情相關追責、救援物資有效分配和政策漏洞完善等,也讓我們對疫情的關注從聚焦患病率,擴展到應急醫療物資不足的補給及有效分配問題,進而關注到我國應急管理制度覆蓋范圍中對傳染病疫情引發的重大公共衛生風險重視不夠。總之,主觀性的風險感知具有相對獨立的作用,是風險過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風險主觀性的一面,不僅僅表現在風險發生的過程中,還表現在風險過后的延伸部分中。美國的“9.11”事件是一個恐怖襲擊類國際風險,我們對這一事件的認識總是伴隨著典型的景象回憶——這場災難爆發時的樓房轟然倒塌,本來只是風險爆發時的瞬時景象,卻被轉變為一種慘烈的集體記憶符號。 “9.11”事件過后興起的各種紀念活動,如對喪生者的周年祭奠,對摩天大樓逃生風險的關注,對多元宗教文明沖突的深入反思,以及對社會不平等及開放度的廣泛討論,都逐漸構成了這一風險事件的主觀延伸部分,讓風險事件作為人類的悲劇性事件被接受和繼承下來,人們甚至開始逐漸重視和挖掘它潛在的積極意義。因此,對風險事件進行有效管理,以提高公眾對風險事件的接受度,喚醒公眾對風險警惕意識及文明理性參與,將風險應對建立在公眾內化的風險認知能力和規避動力基礎之上,這才是化解風險的妥善之道。
  3.主觀風險和價值觀指向
  從受眾角度來理解風險的可塑性及受眾對其接受能力,就要辨別和區分影響風險接受度的文化價值觀類型。對于受眾來說,即便關于風險呈現的信息具有一致性,但受眾也會因為對其認識和理解不同,從而表現出不同的接受度。在研究風險的信息釋放問題上,很多研究關注受眾的個體性因素,具體到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身份和宗教信仰等,一些研究發現了受眾在接受風險信息途徑上的不同,如老年人更偏愛電視的接收途徑,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則更傾向于報紙和網站等,但卻無法深層揭示受眾在風險接受上偏好的文化價值觀差異問題。這容易導致對風險的分析過于倚重外在的客觀方面,并沒有深入到受眾文化價值觀主觀的層面。比如,現代都市多發的鄰避風險被認為是價值思維而非科學思維問題,如廣東東莞的賓館業曾被標簽化為色情服務從而遭到周圍居民的強烈反對,是因為居民們認為賓館具有道德上的污染性、敗壞了社會風氣劉美新、蔡曉梅:《鄰避或迎臂效應:東莞豪華酒店與社區的互動關系》,《地理研究》2018年第11期。。
  針對潛在風險,不同文化價值傾向的受眾對風險的接受度不同。中國在防控新冠疫情上,對疫情最重的湖北武漢作出“封城”決定,但2020年1月23日封城前后,該城居民面對“封城”的態度卻并不一致:有人離城,有人留城,甚至還有人自遠處趕赴回城。何以致此?這是價值觀偏好差異所致,離城的希望避開有較多病患和醫療資源緊缺的壓力環境,留城的則是無法割舍生于斯或長于斯的熟悉空間,回城的則是更看重人生危機時刻家人相守的團圓時光。如何看待這種差異化的決定呢?我們不能直接判斷孰優孰劣,因為結合每個人的處境來看,最終做出的決定都是其處境之下的合理決定,合理依據乃是他們秉持的價值觀。價值觀不同及行為分化,這不僅僅會在極端情景下被清晰呈現,也是現代風險中的常見現象。假設要在居民區附近建一所醫院,從居民角度來看,會有不同的態度分化:第一種對與醫院毗鄰持歡迎態度,認為這是分享公共資源的最佳便利機會,還兼得分享由公共資源供給延伸帶來的人流和商業機會;第二種持反對甚至敵意態度,認為醫院是一個與病患和死人關系緊密的地方,這種“陰氣過重”的存在會侵擾自身健康和生活安寧;第三種則是權衡利弊的待定態度,他們對于醫院可能引發的噪音和污染有擔心,但是這種擔心可以被醫院的便利優勢所平衡,他們會更加具體地關注醫院級別及相關交通和噪聲的配套處理等。針對一個公共設施醫院,會有不同態度分化,這是因為在居民中存在不同類型的文化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對風險的接受度是不同的,我們需要研究不同文化價值觀對風險的接受偏好,根據風險偏好來區分化解風險的具體管理工作。醫院作為一個風險指數不太高的公共設施,都會因為價值觀不同而引發態度分化,現實生活中的風險事件,如傳染疫情、醫療事故、食品中毒、征地拆遷、建垃圾焚燒廠或變電站等,它們風險指數更高且風險后果更嚴重,社會受眾的態度分化可想而知將更為復雜。因此,面對態度分化的社會受眾,獲悉和掌握多元的價值觀及其對風險接受的敏感點,才能以更加有效的方式來規避和化解風險。   二、接受風險的四種價值認知模式
  風險主觀性,蘊含著認知上的彈性空間,也即主觀建構可能性,在一場危機過程中這種主觀建構表現為動態特征,但最后會演化為不同的行為分化。如參與災后恢復的志愿者會因經歷風險事件而改變主觀動機,從而會導致解構和再建構其職業身份,參與者既可能從理想主義者轉變為理性主義者,也可能從理性主義轉變為理想主義者,與之相伴隨的是群體成員在志愿活動中的兩種行為分化,即堅持下去或中途退出。
  同理,從風險管理視角來看,對風險的干預會引發公眾風險認知和接受度的變化。如廣東東莞曾經被標簽化為色情服務的賓館,在政府強力干預之后改變了它的形象,賓館用途從特定類型服務轉為純粹商務設施,還加強了親民服務能力,這繼而導致周圍居民的認知改變,從先前的消極反對轉變為積極接納,賓館形象轉變后竟然還成為了新生典范和向往目標,作為參照標準被其他地方的居民所期待和向往。這種風險管理之所以能將風險從被排斥轉化為被接納,在于政府已經明確獲悉周圍居民對此前賓館形象的文化排斥,這種文化排斥源于對賓館色情服務作為道德污染的集體畏懼。政府對賓館服務業的有效干預,首先在于準確獲悉賓館作為一種鄰避風險在居民中的文化價值定位,這其中既包括對風險影響范圍也包括對風險承擔的認識,而政府干預的核心則是把賓館的服對象范圍從少數群體轉變為包括周圍居民在內的普遍公眾。一般而言,賓館服務業無法規避因工作人員或服務對象的有意或無意行為而導致的風險問題,這也是我們熟知的現象,隱形的衛生隱患甚至違法犯罪問題似乎也總是和現代賓館業脫不了干系。對東莞賓館服務業的改造結果,就是擴大了風險受眾的人數規模,當其服務對象從少數人擴大為大多數人,也就是分散了風險的受眾范圍。當然,東莞的賓館以其作為現代城市商業服務設施的性質來講,也讓在地居民也分享了便利益處,如一些民眾會在賓館享受早茶和好友聚會等,其實,這是以益處分享的方式參與風險分擔、分享獲益平衡了風險后果,從而大大提高了居民對風險的接受度。而這種對風險的接受伴隨著對風險認知價值觀念的轉變。
  從文化價值觀角度來認知風險的可接受性,這是一個新的風險認識框架和分析視角。結合文化視角的風險研究,我們發現社會受眾對風險的認識及接受,存在四種類型的價值偏好:“等級主義”、“平等主義”、“個人主義”和“宿命論”。這種類型劃分源于道格拉斯的理論,他根據信仰價值觀念和社會關系模式的不同提出了群-格理論,里面包含了四種世界觀價值觀的分類:“四種世界觀是個人主義的、平等主義的、等級主義的和宿命論的世界觀。他們有自己的風險認知模式,這意味著個體把危及他們生活方式的事物感知為有危險性的。”這四種價值觀對干預風險意義重大,需對其加以說明。
  1.等級主義價值觀
  等級主義價值觀是一種傳統的威權主義價值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接近于傳統父權制的觀念,持這種價值觀的人會認同權威部門或專業人士的意見和責任分配,不會固守自己的自身權益,能夠接受以個體的自由讓渡來換得政府的安全庇護,他們并不會把自身權益置于首位,而是能接受自身的適度犧牲以維護社會秩序的整體團結。從風險可接受的角度來看,他們也易于接受社會整體性的安排,如果風險事件只涉及少數個體的犧牲而能換來區域性或整體性的社會進步,他們也能在權威部門的統一規定和專業人士的解釋下最終接受。這種接受態度的思想深處,乃是他們對權威的信任,認為權威是對社會公眾負責的。因此,持“等級主義”文化價值者一般能主動接受權威組織對風險事件的處置,這就要求政府要保護好自身的代言人和責任人形象,維護且不辜負受眾對政府的信任,盡到對受眾的保護責任,給予相關的物資支持特別是情感支持,各種支持的疊加效應,會促進受眾接受風險現實并喚起災后重建的積極行動力。
  2.平等主義價值觀
  “平等主義”的文化價值觀則是一種傾向于民主自由的現代觀念。持這種文化觀念的人,往往把個體的自由和權益置于重要位置,堅信社會是由具有公民意識的個體組成,只有個體的自由和權益得到保障,社會的公序良俗才能得到真正的體現。持這種價值觀的人常常不能接受風險事件中個體的犧牲,他們從風險事件中看到的是制度設計的不合理,以及對個體生命及尊嚴保護的組織不力,因此,對于大型風險事件,他們常審視、反思制度問題,期望得到制度的改善及相關責任者的懲戒。因此,持“平等主義”文化價值者對各種物質賠償以及情感支持都不是最敏感的,他們最敏感也是密切關注的風險事件相關的制度完善問題,在風險爆發之后政府有無制度改進及相關組織工作的調整,以及與此相關的監督和評估工作。如果沒有制度相關的工作跟進,風險管理工作只是應急的暫時應對,平等主義的文化價值者則會對此持批判態度,更為嚴重的后果是他們積極的維權行動及其嘗試將其組織化,這將導致政府的風險管理限于被動狀態。
  3.個體主義價值觀
  “個體主義”的文化價值觀也是一種現代的自由觀念,這種觀念更加強調個體的責任及行動能力。持這種文化價值觀者,認為現代社會的發展具有非制度化的趨勢,個體逐步從制度束縛中解放出來,很多制度都在經歷著變遷甚至正處于解體的過程中。因此,這種情況之下,個體既是風險的承載主體,也是風險的責任主體,個體在風險事件中要為自己負責。他們具有積極的行動能力,會對個體的權益損失極其敏感,一旦受損會尋求賠償。持個體主義價值觀者愿意體驗或參與高風險的行為,對于這類行為面臨的高風險他們能事先預知且接受。因此,他們通過契約中具體的權責和利益的明晰對等保護自身,他們既能接受并承受風險的嚴重后果如個體生命的終結,也能享受風險獲益如極端體驗中的愉悅和刺激。對于此類風險事件的管理,則是個體責任的權責對稱,以法制方式規避風險成為最風險和獲益的平衡來予以應對。
  4.宿命論價值觀
  “宿命論”則是一種超現實的文化價值觀,它具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即對個體能力持消極態度,認為個人努力無濟于事,因為無法改變危機事態進展。“宿命論”是通過行為和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來論證世間萬物,這種觀念對個體行為能力持消極態度,對風險事件卻有著較為自然的接受態度,從“宿命論”看來,風險乃某些群體及個體不當行為誘發,風險乃是一種訓誡和懲罰,以此來警示不當行為,應予以糾正。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文化觀念對風險具有內在的意義,因此,風險也意味著某種改善的機遇。因此,持“宿命論”文化價值者在風險事件上一般有著特殊的歸因,這些歸因讓他們既不會對風險事件引發的損失及權益問題太過敏感,也不會積極主動參與災情救援及災后恢復,他們內心的文化自洽而不關心政府或社會對風險的意義解釋,因而也不會有激烈的反對行動。   以上這種四種價值觀類型只是一種理想化或提純式的主觀認知偏好,現實生活中認知偏好是混雜的,有些時候這些價值偏好交互起作用。譬如持等級主義觀念者和宿命論者,他們分布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以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緣起爭議為例,有觀點認為它源于危機防范的科層機構慣性和相關人員有意隱瞞,最終問責對象應集中在組織管理和人員處罰上;也有觀點認為危機源于新型生物科技研究的失控,要重新評估這種科學研究的倫理威脅;但也有人相信此次危機乃是鼠年災年60大劫的宿命,最終將之歸為“天命”解釋。我們在討論價值觀視角的風險可接受性時,必須考慮到這種機制的適用性,針對某類文化價值觀時,也要顧及它對其它文化價值觀念的兼容。
  三、基于文化認知的四種風險干預機制
  若要達到有效化解或規避風險,就須有能與影響風險認知的多元價值觀相匹配的干預措施,基于上面四種不同的價值觀類型,我們提出一種類別化的風險干預機制,這種干預機制的基本思路,乃是在理念上把風險干預移于影響風險認知的前端,以前置方式來實施干預。
  1.風險補償機制
  風險補償機制,主要是通過風險-利益的對等關系來簡化風險從而提升風險的可接受性,該機制特別適用于持等級主義和個人主義風險認知傾向的公眾。當有了相應利益補償,尤其是這種利益補償被視為來自正式組織的關注和善待時,受眾對風險的接受度就會發生改變。這種風險管理,特別適合突發緊急且受眾的群體邊界較為清晰的情況,因為這種情形之下損失相對容易確定。具體案例如2010年上海市靜安區“11.15”重大火災,在該次火災之后相關部門最終提出賠償救治政策,支付約96萬元賠償和救助金,其中包括一次性死亡賠償65萬元,房屋賠償問題按照“市場價格、全額賠償”的原則進行賠償。這個風險案例的處理,最鮮明的特征就是利益補償,房屋損失賠償的處理最有代表性,由于作為受損者對賠償方式偏好不同,因此,此次賠償實施也提供了多種選擇,具體有房屋修復賠償、貨幣賠償、實物賠償三種,房屋權利人任選其一。此次風險事故采用了相對統一標準的賠償,且財產的賠償依照市場化的評估原則,是典型的風險補償機制運用。
  其實,這種利益補償的風險化解機制,在實踐中具有靈活的操作形式。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中,一線的醫務工作者付出最多,因此政府給他們以雙倍提薪,不少旅游景區自愿提供免費游玩機會,這些做法都屬于風險補償做法。這種風險平衡機制適用于現代城市中的多種風險,如常見的鄰避風險,對于垃圾焚燒廠、殯儀館、藥廠等類似的公共設施設址問題,須考慮對設施周圍既定范圍內的居民進行利益補償,這種利益補償并不限于金錢形式,可采取其它形式,把一部分利益補償金轉化為居民接受甚至樂意的公共物品,具體如在居民區附近增設公園規劃或配套健身場地;某些公共服務資源的優先、優惠或補貼,如一定期限或時段的公共交通乘車折扣待遇,兌換熱點景點的門票、戲劇演出票和電影票的兌換券等。這些方式可適度消解風險帶來的負面效應,而利益補償讓關切者清晰知曉自己的權益讓渡被以回報的方式加以肯定。只要利益補償形式合理,補償物品的積極體驗就能顯著提高他們對風險負面后果的接受和承受能力。
  2.風險平衡機制
  風險平衡機制,則是通過將有效辦法常規化和制度化來應對大型風險,它的鮮明特征乃是規范化和制度化,也因此區別于風險補償機制。一般說來,城市中的大型批發市場搬遷會因經營業主的權益糾紛引發風險管理問題。筆者提供一個市場搬遷中風險平衡機制起作用的案例作為參考。上海一個大型農副產品批發市場——新安市場,地處上海閔行區且在其該區西南部最大,其經營規模在全上海排名第十二,該市場上的經營者來自全國13個省市,約有1830人,他們從事蔬菜、水果、干貨、餐飲、物流、配送和維修等個體經營活動。該市場管理人員有137人,以公司化方式進行管理。2015年10月末,上千人規模的批發市場在一夜之間完成搬遷(29日晚上搬離市場舊址,30日凌晨進駐市場新址),并沒因此引發群體性權益糾紛。涉及上千人的集體統一行動的高效完成,乃是管理方為了規避風險提前預制了規范化和制度化的辦法,主要有兩項:一項是執行統一租金補貼制度,隨市場搬遷的經營業主都可獲得兩個月的攤位租金補貼,更重要的是,這種補償辦法作為一紙文件的執行還輔以多輪次的業主溝通大會,正是多次會議溝通中管理方把城市規劃引發的必然搬遷和市場搬遷方案關聯起來,從而把作為城市規劃建設引發的群體利益調整問題化解為單個市場的管理問題,將風險從政府調控層面轉變為管理公司問題,即市場搬遷的利益受損的賠償是否公平執行。另一項是經營業主的自主管理制度,對于市場搬遷后經營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如垃圾清掃、車輛停放和交易糾紛等,請經營業主推選代表輪流值崗,這樣就確保風險問題的及時發現和快速處理,把很多風險化解在隱患狀態。
  這類風險管理,對持平等主義和個體主義的風險受眾來說更適用,尊重他們對風險認知和警惕意識及化解風險的潛能,讓他們以參與風險管理的方式來最終實現對風險的接受。從該案例來看,從事市場交易的經營業主,在參與市場競爭尋求市場機遇上遵循的是一種相對平等的規則,這種規則意識會滲透到他們對風險管理的態度上。因而,形成規章制度的風險管理辦法,能夠被他們真正接受,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對風險發生的諒解和接受風險的可化解性。
  3.風險敘述機制
  關注對社會風險相關的話語敘述,特別是風險信息釋放中的話語修辭和語義使用,使得風險事實得以積極且完整呈現,可以提高社會受眾對風險的理解和接受。一場危機突發,總是被真實和虛假的各種信息所包圍,這些信息沒有經過辨析,即使是真實信息也會因沒有及時更新而只是對風險事件的局部敘述,從而停留在早期有失偏頗的描述上,我們要警惕這種不完整的風險敘述現象。如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成功控制的同時,歐美一些國家疫情正值爆發,因此出現不少華人特別是海外留學生的回國現象。對此,媒體報道過于集中個別回國華人隱瞞病情的投機行為,對大多數回國者主動隔離的自覺行為卻明顯關注不足。   一直以來,關于風險危機的信息傳播,存在媒體報道與風險實情的落差問題。風險危機中會出現一些反常現象甚至是反社會行為,如哄搶物資、資源擠兌和暴力搶劫等,這種因突發危機引發的反常現象,與有計劃的集體暴動并不相同,相比較而言,后者是有一定規模的組織行為,前者卻是少量偶發的非組織行為。然而,媒體報道卻會混淆兩者,將風險中反常現象夸大到反社會的嚴重程度。其實,風險中的反常現象多是風險情形使然,如1989年克洛伊島的颶風危機中之所以出現大量的搶劫行為,乃是颶風破壞了島上的建筑和公共部門,致使當地居民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需要迫不得以而為之,該現象在2005年的卡特琳娜颶風危機又一次得到驗證。關于這種風險中反常現象的敘述差異,會導致受眾風險認知的差異分化:事件敘述中將其定義為暴力搶劫,容易使參與者因道德行為問題而被污名化,而在敘述中將其定義為尋找物資則讓參與者作為風險的經歷者和受害者形象保持著行為的正常,我們不能低估這種風險敘述的作用,因為它會影響人們對援助和災后建設的態度:如果是前者,人們會質疑救援的正當性從而會支持延緩甚至反對援建;如果是后者,人們默認援建正當性從而把注意力放在救援的刻不容緩上。目前海外疫情嚴重時關于歸國人員的投機行為的集中報道,立刻引發了反對他們回國的呼聲,就是這種影響的體現。因此,對于風險危機的話語敘述要保持警惕,過度渲染投機混亂如搶購和打砸等反社會行為,以及災后恢復中受眾態度過于消極等,這是風險敘述中常見的刻板印象做法,缺乏對風險事件連帶社會事實的補全敘述,如忽略社會受眾的理性自發組織、風險過程中理性行為的堅持,以及災后的積極努力等,容易使風險被片面地敘述表達,繼而會影響受眾對風險防控和秩序恢復等的認知。說到底,這種片面敘述乃是脫離了風險及其受干預的動態過程所致。因此,風險敘述機制,要重視篩選風險事件的信息,確保更為理性全面的敘述,為此,我們既要重視專家學者們權威解釋,也要吸收來自風險受眾的樸素信息,盡量將真實的風險情形傳遞給普遍公眾,讓其即使在風險危機的迷局之中也能看到并行存在的恢復、重建和改進的社會脈絡。
  當前關于聯防聯控全國統籌和地方執行的矛盾現象被廣泛報道,在疫情嚴峻時期,各地的確存在砌墻堵路和截留物質等不妥做法,但這種現象隨著政府干預和輿論壓力得到遏制也應呈現。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我們同樣看到那些理性行為者能在最危機時刻組織人員疏散,如某學校老師對孩子們的保護,這些案例是風險事件重要組成部分,對其應該進行更加深入全面的敘述報道。還有災后重建,某些受災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發達地區的對口支援和長期合作等,都是風險事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重大的風險事件,必須重視敘述方式和敘述傳達的社會進步之處,只有如此風險事件才是能夠被最終接受的,也能使公眾形成風險應對的理性態度,即使同類風險事件重現,已有的風險敘述已經傳遞給了社會受眾,且讓他們已經習得了有效的應對之道,這乃是大眾化的風險化解和規避。
  4.風險意義機制
  風險意義機制通過對風險視角的文化意義追加和社會團結的意義提升,來深化公眾對社會風險的廣泛接納。這種風險的管理辦法,適用于普遍社會公眾,包括“宿命論”的風險受眾。1912年,泰坦尼克號是當時世界上體積最龐大、內部設施最豪華的客運輪船,有“永不沉沒”的美譽,然而卻在首航中與一座冰山相撞沉海,這是和平時期死傷人數最多的一次航海事故,造成1517人喪生。泰坦尼克號沉船之后的一個世紀,2012年在泰坦尼克號的建造地(英國北愛爾蘭的首府貝爾法斯特)修建了一個紀念館,館內對事故的各種視頻、圖片和文字介紹,都結合當時的城市發展史和工業化進程,將風險事件紀念傳達出了豐富的積極意義,如泰坦尼克號這座“海上凡爾賽宮”大大改善了底層民眾乘坐的三等艙,提供了可謂優越的居住條件,包括舒適的彈簧床墊、整齊擺放的枕頭毯子,船艙里還配備了洗漱池、小衣柜、床頭取暖器等。盡管和頭等艙相比,空間大小和設施精致程度有差距,但它卻體現了體恤下層人的平等意義,因為之前客船的三等艙根本沒有改善衛生的洗漱設置也無儲物的衣柜,泰坦尼克號卻打破了這種陳舊慣例,之前的舊式三等艙往往設在船艙底部,貧民擁擠在一起臟亂不堪。從這個意義來說,泰坦尼克號失事之所以讓人痛心,乃是它增進階層平等和促進社會進步的首次努力化為烏有,泰坦尼克號作為工業化進程中城市繁榮和財富積累的一個產物,本身也是希望更多社會成員分享社會發展成果,這種對災難的意義解釋讓災難的消極意義發生反轉,從而呈現出社會進步以及文明改善的新增積極意義,如對泰坦尼克上貧民艙位的設施方案作為新的文明標準被繼承下來,同時也引發了現代造船防撞防沉技術的改進,以及相關救生方案的完善,這些都構成風險案例的增生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風險事件成為了一個社會文明的鏡像,它可以看出人類在追求文明進步上的努力,災難事件構成了一種集體記憶和公共符號,成為了增進社會共識和團結認同的意義生產方式。這種風險的意義,普適于所有的風險受眾,這是因為作為社會成員,每個人有對社會認同和團結的內在需求,風險的意義就是一種特殊的紐帶,公眾能夠通過同一個風險事件及其意義的共享,獲得對現代復雜社會的明確認識。從這個意義來說,持“宿命論”的受眾也能夠從風險意義中獲得更為積極的認知,從而提高其風險情形之下的積極行動能力。
  四、風險化解機制的累積進步意義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所經歷的變遷,讓當下風險情形呈現高度“壓縮”的特征。中國當前社會的風險問題分別來自傳統農業社會、現代工業化社會和后現代信息化社會,于是,風險問題本身的縱深復雜,既比中國以往社會也比西方發達社會要更為復雜和特殊,所有這一切都因為中國過快的發展及其引發的社會轉型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進展不同,如中國市場化的經濟變革最為迅速,中國科技的后發優勢也具有一定的特色,然而社會觀念變遷卻相對較為緩慢。“快變”和“慢變”的同時空存在,就使得中國風險管理的現實情境具有錯綜復雜的特征。
  中國社會處于快速發展期和多面向轉型期間,多元的價值觀并存是社會的常態,這也就是說在風險規避和化解之道上,必須要采取多元機制的管理辦法。多元價值觀的并存,我們梳理出了重要的四類,其實,現實中也許還有更多的類型,如無政府主義、亞文化或反文化相關的價值觀。對于這些多樣化的價值觀,我們難以做出絕對的優劣評判,這是因為這些文化價值觀來自社會受眾對世界、社會,乃至個體生命的價值認識,它具有相對穩定性,這種觀念具有統轄能力,統轄著對風險和非風險的認識。人們對風險的認識和接受,與他們對非風險世界的認識和接受保持著相對的一致。從根本上講,受眾對風險的認識和觀念,并不僅僅是從風險事件本身習得的,而是受制于頭腦中已有的價值觀框架,因此,我們必須要辨識這些不同類型的文化價值觀,通過具有針對性的機制來研究他們對風險的可接受度。   建立在文化價值觀分類基礎上的多種風險化解機制,也包含著對這些文化價值觀的調適作用。精確地知道什么是危險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社會學習而獲得的。如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它警示我們反思2006年出臺的《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就其實操性和時效性的保障而言,必須要吸納交通網絡輻射性、季節/節慶高發易感性、地域人群流動特殊性、區域公共資源平衡性、社會動員力量主體性等諸多復雜因素的考慮及對其相應的細化操作。的確,一個典型風險事件就是一個好的學習機會,這是因為它所呈現出來的問題真相能夠給制度建設改進方向和空間。再如2011年“7·23”溫州事件,對其反思就發現事故調查的法制進步空間,如適當修訂以促進事故調查主體、程序、責任等環節的銜接順暢;禁止利益責任相關者參與調查,以確保調查主體的獨立性,保護調查的權威性和公信力;以規范事故調查流程來確保證據收集的全面。風險管理的累進本身是社會經驗的累積,這種經驗可以通過知識和意義的再造和傳遞,實現潛移默化的知識改造,完成挫折困頓中的提升進步,達致制度完善和價值重塑。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客觀性風險事件會與受價值偏好影響的受眾認知之間存在偏差。這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它乃是風險自身的一個構成部分。風險應對和災后恢復的長時段過程與特殊事例引發的短時段關注間是整體和個別的關系,過分強調特殊事件容易使認識陷入片面。關于一場大危機我們本能需要多種聲音的原因,拼湊碎片和一睹真相都是人們面對風險危機的正常態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形成有準備的姿態,而這種姿態中就包含了我們對已有風險的適度接納。接受風險并不是被迫的忍耐,而是吸納社會參與的積極建設。所以,盡管社會受眾有著多元價值觀及不同的風險接受能力,但通過風險化解機制,風險就有被接受的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針對不同價值觀類型的風險化解機制,借風險干預的有效手段來改進社會,是融合社會經驗且與大眾化的風險接受和應對能力相對接,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風險認知和應對水平。
  (責任編輯:薛立勇)
  Multi-cultural Values and the Acceptance of Risks
  Xue Yali
  Abstract: The pursuit of avoiding social risks, or the pursuit of absolute safety, is the illusory idea beyond of reality. The prudent attitude i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ulti-cultural values on risk acceptance in depth, so as to filter social risks into acceptable ones. On the basis of four types of values, i.e. “authoritarianism”, “egalitarianism”, “individualism” and “fatal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corresponding resolution mechanisms of risk, namely, “risk compensation mechanism”, “risk balance mechanism”, “risk narrative mechanism” and “risk significance mechanism”. In modern society, as long as risks are transformed into accepted ones, risks can be truly relieved. In modern society, old and new risks interweave and occur frequently, so there must be a corresponding risk- resolution-mechanism to it. Only in this way can risks be transformed into accepted ones, and long-term social stability can be maintained.
  Keywords: Acceptable Risks; Multi-cultural Values; Mechanisms of Risk Resolution
  收稿日期:202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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